送别INNOMIND深度合作诺奖得主戴维·巴尔的摩，“赢诺脉得”致敬生命密码改写者

当地时间 9 月 6 日，科学界传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、分子生物学先驱大卫・巴尔的摩（David Baltimore）因癌症并发症，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的家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，享年 87 岁 。这一噩耗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在全球科学界激起千层浪，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。他的离去，是科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，就像一颗璀璨星辰的陨落，让科学的天空失去了一抹耀眼的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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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 初露锋芒的科研之路  」

巴尔的摩的科研之路，宛如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励志大片 ，故事要从他的高中时代说起。1954 年，16 岁的巴尔的摩在母亲的鼓励下，参加了缅因州巴港杰克逊实验室的暑期学生项目。这个被誉为全球小鼠遗传繁育和研究圣地的地方，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为他打开了生物学研究的大门。在这里，他不仅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了生物学家们的工作，更惊喜地结识了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大四学生霍华德・M・特敏（Howard M. Temin）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共同开启了对生物学的探索之旅，而这段缘分也为他们日后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埋下了伏笔。

回到学校后，巴尔的摩彻底被生物学的魅力所征服，毅然决然地将生物学作为自己大学的主修专业。1956 年，他顺利考入斯沃斯莫尔学院 ，这所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前沿的科研项目，让他如鱼得水。大学期间，巴尔的摩对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1959 年，大三的他作为首届本科生研究计划成员，来到冷泉港实验室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夏天。在这里，他有幸得到了分子生物学家乔治・斯特赖辛格 (George Streisinger) 的悉心指导，正式踏入了分子生物学的奇妙世界。更幸运的是，他还结识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的两位大咖：噬菌体研究先驱萨尔瓦多・卢里亚 (Salvador Luria，1969 年诺贝尔奖得主) 和蛋白质折叠研究先驱赛勒斯・莱文塔尔 (Cyrus Levinthal) ，他们正在为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生教育项目挑选人才，巴尔的摩的才华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60 年，巴尔的摩以优异的成绩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，在卢里亚和莱文塔尔的邀请下，他顺利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的生物学研究生项目 。起初，他对噬菌体（细菌病毒）研究充满热情，但很快，动物病毒领域更广阔的研究前景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果断转变研究方向，一头扎进了动物病毒的研究中。1961 年，他参加了冷泉港实验室著名的动物病毒学课程，这让他对动物病毒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坚定了他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决心。随后，他转至纽约洛克菲勒大学，在导师理查德・富兰克林 (Richard Franklin) 的指导下，专注于动物病毒学的博士研究 。

在洛克菲勒大学的日子里，巴尔的摩就像一位勇往直前的探险家，在未知的科学领域中不断开拓。他仅用两年时间，就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，并在 1963 年（25 岁）顺利获得博士学位。在这期间，他做出了关于病毒复制及其对细胞代谢影响的基础性发现，包括首次描述了 RNA 复制酶 ，这些成果让他在科学界崭露头角，也为他未来的科研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逆转录酶的发现，只是巴尔的摩辉煌科研生涯的一个起点。此后，他在免疫学、病毒学和癌症研究等多个领域持续深耕，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，展现了他卓越的科研能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。

在免疫学领域，巴尔的摩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。免疫球蛋白作为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，其基因表达的调控机制一直是免疫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。巴尔的摩通过一系列精妙的实验，深入揭示了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和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，这一成果为理解免疫系统的发育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。例如，他发现了一些关键的转录因子和信号通路，它们在免疫球蛋白基因的表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 。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和应对病原体的理解，更为开发新型免疫治疗方法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思路。

在病毒学领域，巴尔的摩对多种病毒展开了深入研究。以水疱性口炎病毒（VSV）为例，他和团队发现 VSV 的复制涉及病毒颗粒内的 RNA 依赖的 RNA 聚合酶 ，这种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策略来复制其 RNA 基因组 。具体来说，VSV 以单链负链 RNA 的形式进入宿主细胞，但它携带着 RNA 聚合酶，能够刺激 RNA 的转录和复制过程 。这一发现揭示了 VSV 独特的生命周期和感染机制，为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。

在癌症研究领域，巴尔的摩对 Abelson 病毒的研究同样成果丰硕 。他发现 Abelson 病毒的致癌能力与一类此前从未被发现的酶促能力密切相关，这种酶能够把磷酸基团加到蛋白质上的酪氨酸残基上 。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，开启了酪氨酸蛋白激酶（PTK）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 。后续研究表明，某些人类的酪氨酸激酶发生突变或过度活化时，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。例如，BCR - ABL 融合酪氨酸激酶就是慢性髓性白血病（CML）的致病原因 。巴尔的摩的这一发现，为癌症的发病机制研究和靶向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。

巴尔的摩的影响力，远不止于他的科研成果。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、管理者和公众倡导者 。在教育领域，他倾尽全力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，这些人才如今已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，成为了各自领域内的中流砥柱，其中不少人更是成为了著名学者、各国科学院院士 。他的言传身教，不仅传授了知识和技能，更传递了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
在科研机构的领导岗位上，巴尔的摩同样成绩斐然 。1982 年，他主持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怀特海德研究所（Whitehead Institute），并担任首任所长（1982 - 1990） 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怀特海德研究所迅速崛起，成为世界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，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科学家前来工作和研究，为生物医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。随后，他又先后担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（1990 - 1991）、加州理工学院校长（1997 - 2006） 。在这些重要职位上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，推动了科研机构的发展和创新，为科研人员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发展机会 。

除了在科研机构任职，巴尔的摩还积极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伦理的探讨 。他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（AAAS）主席（2007 - 2008），在这个平台上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，为美国乃至全球的科学政策制定出谋划策 。他积极参与阿西洛马会议，就重组 DNA 技术的研究规范提出建议，推动了科学界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安全和伦理问题的重视 。在 2018 年备受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，作为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的大会组委会主席，他及时对贺建奎的行为进行了谴责，并推动了后续的调查和科学界的反思，为维护科学伦理和道德底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。